推荐图书：
《九诗心》 黄晓丹 上海三联书店
【内容简介】
古诗，有可能回应当下的时代变局、生活处境吗？或许这本书提供了一种答案。
这本书写于疫情期间，作者没有选择那些更加耳熟能详的诗人，而是诚实地从自己的生命困惑和时代困惑出发，选择了能够回应这些问题的诗人（屈原、李陵、曹丕、陶渊明、杜甫、欧阳修、李清照、文天祥、吴梅村）。他们都身处时代变动的阵痛中，都面临一个命题：当昔日安稳世界的许诺失效，人究竟应以怎样的方式度过这一生？
在他们笔下，我们看见人如何在大的时代纷乱中，转化生命的痛苦
【作者简介】
黄晓丹，江苏无锡人，南开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博士，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现任江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著有《诗人十四个》、《陶渊明也烦恼：给家长的传统文化启蒙课》、《谁能看见前面有梦可想》等。
【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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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摘录】
关掉博物馆里西汉之后展区的灯光，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见李陵遭遇了什么。在司马迁和李陵的时代，佛教还没有传入中国，道家尚未通过魏晋玄学进入诗的世界。被儒家的价值体系摒弃的人，就被扔到了意义的荒野上。针对人生的痛苦，我们在后世诗歌中看到的常用解决方案，如佛教对爱别离苦的思惟，道家乘物游心的逍遥、生死齐一的豁达都还不存在。撤去了这些方案的保护，汉朝人其实是赤裸裸地被扔在世界面前，只能以肉身对抗。我们在汉乐府和《古诗十九首》中，看到的就是这样无神可求、无处可逃的人们。他们却创造出最浑厚有力的艺术。后人爱靠思想求解脱，但仍会被汉诗中挺身承受的力量感动。
—— 李陵：流亡的孤独
沿用苏轼的比喻，把人生看作渡海，当渡海之时，我们需要依靠船只这样的有形之物。船只即是我们恰好偶然诞生的时代、恰好偶然拥有的伦理身份、恰好拥有的天然禀赋、曾经选择但一定会被历史超越的目标和理想，及所有这些有形之物带来的限制和痛苦。没有它们，我们无法渡海，可是渡海之后，就要舍筏登岸。人必须意识到不能永远守在这条船上，被它限制。舍筏登岸，就是从伦理境界到生命境界的飞跃。
—— 欧阳修：语言的力量
人不是社会的手段。如果人的价值仅是为社会服务，因为世界总会消亡，从长远来看，个人生命就终究没有价值。这就是南宋亡国之后，文天祥所遇到的意义危机。反之，社会是人的手段。人必须通过扮演社会角色、承担伦理义务，承受相应的痛苦和快乐，才能有素材去建构自我，在自己身上体验到生命到底是什么。人生因此可能不择处境而生机无限。
—— 忽悟大光明
托尔金在《精灵宝钻》中写道：“伴随着自由天赋所赐下的是，人类在这个世界上只存活短暂的片刻......因此人类又被称为世界的客旅，或流浪者。死亡是他们的命运，是伊露维塔所赐的礼物。随着时间不断地流逝，连诸神也会羡慕这个礼物。” 《离骚》正写出了人类在认领这份礼物的过程中的艰难和尊严。
—— 屈原：时间的焦虑
他们忽然意识到，生命中有一些事情已经被永远地改变了，永远不能弥补了。这恐怕不仅仅是爱情，还带有梅村对自己生命的整体感觉。他后来有诗云“浮生所欠只一死”（《过淮阴有感二首·其二》）。一个亏欠一切的人，也就再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爱人。造访、弹琴、追忆、诉情，就像一组哀悼仪式。一方面，过去的疑惑已解开、内疚和委屈已诉说；另一方面，接受现实的时间到了。鲜明的此刻一下从陈腐的句子中跃出：“姑苏城外月黄昏。”在这个清晰的时间地点，梅村和卞赛接受了“今日之我已非昨日之我”的事实。
—— 诀别：此生终负卿卿
北宋明道元年，洛阳的几位快活青年觉得他们聚会赋诗的生活与白居易相差不大，何不结一个“八老”之会。分配下来，尹洙为“辩老”，王复为“循老”，杨愈为“俊老”，王顾为“慧老”，张汝士为“晦老”，张先为“默老”，梅尧臣为“懿老”。从他们之后的人生来看，这些称号其实相当准确。欧阳修当时不在场，梅尧臣写信通知他获得了“逸老”的称呼。欧阳修很不满意，认为被看成了轻逸浮浪的人。他辩称“平日脱冠散发，傲卧笑谈，乃是交情已照外遗形骸而然尔””，放浪形骸只是外在的，并不妨得内心严肃的本质。欧阳修担心“八老”之名一且传出，坏名声再也洗刷不掉，于是声明退出，让“八老”只剩七老。梅尧臣又去信仔细解释，欧阳修才终于释然，但要求将“逸老”改为“达老”。他在这封信的结尾说：“必欲不遗‘达'字，敢不闻命？然宜尽焚往来问答之简，使后之人以诸君自以‘达’名我，而非苦求而得也。”然而这封信没有烧掉，被后人增补进了欧阳修的文集。 “逸”字与“达”字的纠纷，可以看出欧阳修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之间的关系。一方面，“逸”与“达”有相似的地方，都有不受世俗拘束、自由自在的意思。另一方面，“逸”偏指外在行为的放浪不羁，如“豪奢放逸”，而“达”则偏指思想、学理方面的透彻，如“通达古今”。第三方面，梅尧臣辩称，他们称欧阳修为“逸老”，不是指行为，而是指才辩、文思。结合起来看，事实大约如此：哪怕在这群青年才俊中，欧阳修性情的热情奔逸、行为的浪漫洒脱、才华的广博迅疾都极为突出，以“逸”名之并无不妥，但欧阳修更希望天性之“逸”能有智慧之“达”作为内核。
—— 青春：洛阳的狂生
我读《史记·李将军列传》常有一个疑惑：为什么后附之《李陵传》这么短，这么平淡？司马迁写人物传记“笔端常带感情”，怎么偏偏写起李陵就感觉不到感情了？李陵兵败被俘，司马迁向武帝辩护，下狱受刑，多年后写作《报任少卿书》祖露当时心迹。这是讲授《史记》创作缘由时必先交代的背景。李陵事件是司马迁生命中的至痛。他在《李陵传》中的疏离态度，到底是因为创痛太深，不愿回首，还是因为要证明自己毫无私心的写史态度？ 如今我们知道李陵故事的细节，靠的是差不多一百年后班固在《汉书》中的记载。《汉书·李陵传》篇幅八倍于《史记·李陵传》。一般来说，《史记》多牢骚抑扬之辞，《汉书》叙事则较少情感，但两书之中的《李陵传》反了过来。班固以仰慕而共情的笔调将《李陵传》写成了如《史记·项羽本纪》般的末路英雄故事，创造了《汉书》中风格独异的一篇。 台湾大学的何寄澎有个解释：班固因为理解司马迁的孤寂痛苦，因而爱屋及乌地对李陵有了特别的关怀。他特地模仿了司马迁的语言风格，替他将《史记》无法言说的李陵故事淋漓尽致地写了出来。“班固对李陵的同情与理解，其实正鲜明而深刻地反映了他对司马迁的同情与理解”，“班固的李陵书写是为司马迁写的，是完全站在司马迁的认知观点去写的”。这是一个感人的解释，用文学分析释放了史学文本的情感潜能。往这个方向再走一步，考虑到班固的父亲班彪曾批评司马迁为游侠立传，于道义有损，最终咎由自取，那么班固为降将李陵立传，可以视为冒着冲撞亡父的风险去完成司马迁的遗愿。也许班固还有另一层目的，即通过《汉书·李陵传》为司马迁辩护，佐证当年为李陵仗义执言没有错。
—— 人背负着世界的恶意生活
曹丕做了七年皇帝，下息兵诏、薄税诏、轻刑诏。他以汉文帝为标准，想做一个宽仁玄默、无为而治的君主，事实上也大致做到了。在讨论身后事的《营寿陵诏》中，他说“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因此他认同墨子的节葬理念，认为“棺椁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棺材只漆三道，不要金铜珠玉陪葬，不要苇炭防腐，至于寝殿、墓道、园林甚至封土，一概无需。淑媛、昭仪以下的妃子，都遣送回家。 当曹丕在建安二十二年对王朗说“生有七尺之形，死为一棺之土”时，人们也许并不相信他会一直这么认为，就像人们绝不相信任何有机会做皇帝的人会放弃“再活五百年”的幻想。但曹丕似乎将他的悲观贯彻到底，这种悲观帮助他战胜了自我夸大的诱惑。 对于人间君主而言，这几乎是最难渡过的一关。曹丕渡过了，俄狄浦斯王也渡过了。这两位王子在瘟疫的启示 之下，不得不去倾听命运的声音，走上战胜傲慢、寻求真相、自我认识的道路。 在《俄狄浦斯王》的第四合歌唱中，歌队唱道： 凡人的子孙啊，我把你们的生命当作一场空！谁的幸福不是表面现象，一会儿就消失了？不幸的俄狄浦斯，你的命运，你的命运警告我不要说凡人是幸福的。 这首歌是唱给王的，但他依然只是凡人的子孙。甚至连战争都不行，只有瘟疫能逼出这样的歌声。这些占有人世最多财富、最大权力，甚至最多才智的人，他们相信靠自己的才干足以掌管世界。瘟疫挫败了他们。是瘟疫将命运主题纳入他们的视野，他们才有机会去认识自我的局限，节制权力与自大，从而获得更高的理性。在千百帝王都被忘记、万千陵墓都被挖掘之后，俄狄浦斯王与曹丕生命中最惨淡的瞬间一承认自己不过是凡人、罪人，甚或野草的瞬间，却被人们反复咏叹。
—— 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
中原从公元前五世纪前后开始，儒家对鬼神之事采取“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插图]，《尚书》中即已除却了“天”的存在。《春秋》的伦理史观成为叙述历史变迁、解释王朝兴衰的主流逻辑。这给掌管楚国上古神话及鬼神祭祀的屈原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屈原越来越难以将神话系统、历史系统、现实系统三者统一起来。世界观和认识论上的断裂使屈原成为楚国最早的一位精神流亡者。 《圣经》中说，亚当和夏娃因为吃了知善恶树上的果子，获得了智慧，所以眼睛明亮，看到了自己的裸体，因此他们被驱赶出了伊甸园。屈原也被他独有的智慧所累，被驱逐出了神话时代的伊甸园。
—— 环形时间失落，线性时间诞生
“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我们知道屈原名平，为什么说“名余曰正则”呢？因为“正”的意思就是“平”，“则”的意思就是效法，“正则”的意思就是效法最平正的那个事物，也即天。
—— 极端的美，极端的焦虑
曹丕偏执地相信，肉体生命只是文学的附庸。不管寿命长短、死亡原因，只要有著述传世，生命就没有遗憾。寿命会结束，欢乐会终止。时候一到，一切戛然而止。文学能够战胜其他一切，在通往永恒的路上占据最先锋的位置。这一观点最终变成了《典论·论文》里程碑式的宣言，宣告了“文学自觉的时代”的到来：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每个读中文系的人都被要求过背诵这句话。在回答“我的职业价值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时，《典论·论文》的地位相当于医学生的《希波克拉底誓言》。
—— 第二封信：死亡与文学纪念碑
如果没有渊明，晋末印象就完全是尘满河洛、烟接寻阳，但陶诗却使人无法忽视，在最黑暗、动乱的时代，依然有澄明的生活和心地。对渊明的时代和人生越了解，就越觉得不可思议——他是如何在完全清醒、毫不乐观的前提下，感受到如此多幸福的。
—— 一个春日和一个夏夜
杜甫不许诺战争一定会结束、未来一定会变好、故乡一定回得去，可是他在每个没有希望的日子里动员起内在的力量。就此，杜甫在晦暗不明的时代里找到了生活下去的热情。
—— 割掉“光明的尾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