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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解放日志》  [韩] 郑智我 新星出版社

【内容简介】

10万字，只写父亲3天的葬礼。

父亲死了，撞上电线杆死的。

严肃古板地活了一辈子，最后竟然就这样，结束了他一本正经的人生。

葬礼上来了许多人。断了来往的亲戚、有名望的官员、出狱的犯人、叛逆的不良少女……上到七八十岁，下到十几岁，爱他的、恨他的，彼此意见相左、水火不容的，都聚在这个小小的吊唁厅里，互不干涉地用自己的方式悼念。

他们都与父亲相知相交，彼此之间也有过不可逾越的围墙。但现在，在葬礼上，一种微妙的和平涌动，一种或许只有在死亡面前才能实现的和平。

也许，父亲一直为之奋斗的，就是葬礼上的这个画面。

【作者简介】

郑智我

作家，中央大学文艺创作系博士。1965年出生于全罗南道求礼郡。

代表作有《父亲的解放日志》《游击队的女儿》，另著有小说集《资本主义的敌人》《幸福》《春光》《森林的对话》等。

包揽金裕贞文学奖、沈熏文学大奖、李孝石文学奖、韩戊淑文学奖、YES24年度小说奖等重要奖项。

1996年凭借《黑枣树》当选《朝鲜日报》“新春文艺”小说大奖。

【编辑推荐】

★ 一本背叛整个韩国的小说！

★ 余华送给自己学生的韩国小说！“《父亲的解放日志》写得很好很好……我看完以后就把书送给我的博士生，说‘你就好好研究一下’。”

★ 一个一生“徒劳”的倒霉蛋。我的赤色分子父亲，前半生在韩国打游击、蹲监狱，后半生在农村管闲事，为实现民众当家做主奉献一生，却被嫌弃的故事。

★ 郑智我，女，韩国版余华。作品曾遭全韩禁售，本人曾被韩国当局扣留。“愿我能写出像是米饭一样可以让人借以活下去的小说。愿我能像是农民一样流下诚恳的汗水。”

★ 横扫金裕贞文学奖、沈熏文学大奖、李孝石文学奖等韩国文艺大奖，东亚日报、朝鲜日报、中央日报连续23周推荐，简体中文版首次引进！

★ 一个“罪人”的离世，一场“解放”人心的葬礼。死亡面前人人平等，活着才是一场盛大的抗争。

【原文摘录】

“为民族也好，为思想也好，只要人心不丢，世道再难，也能保全性命。” 父亲好像是说自己也跟高家长辈一样，没有丢了人心，所以就算是赤色分子也可以在老家生活下去。不管是父亲还是求礼人，都能和曾经的敌人若无其事地相处，这让我觉得很是意外。父亲怎么能够和一个说自己死得好、冲着自己吐口水的人一起喝酒呢？虽然已经无法听到父亲的回答，但我似乎知道他的答案——人不就是这样的吗？每次我大声质问父亲“人怎么可以这样？”的时候，父亲总是回答我：人不就是这样的吗？意思是说，因为是人，所以会犯错；因为是人，所以会背叛；因为是人，所以会杀人；也因为是人，所以懂得原谅。但我和父亲不同，我很讨厌总是会犯错的人类，轻易不与人建立关系。说不定就是从小看过太多次父亲被人从背后捅刀子的缘故。

父女之间被夺走的六年永远也回不来了，尽管之后的生活渐渐回到了正轨，但父亲人狱前跟我的亲密无间，到他去世的那一天都没能再找回来。我一直深切地怀念着那之前我们相处的时光，常常想起父亲拼命踩着自行车脚踏板载着我赶往米乐集团的那个下午。那时我以为迟到了，号啕大哭地跑进教室，才发现只有秋日午后的阳光静静地倾洒在桌椅上。是父亲故意把午睡中的我叫醒，骗我是第二天早上，把我好好捉弄了一番。我正生着气呢，父亲却把一颗像太阳一样鲜亮的红玉苹果塞到了我手里。回家的路上，我咬着苹果，酸酸甜甜的，好像要把我的牙都甜掉了，路边修长挺秀的波斯菊在秋风中轻轻地摇曳。

父亲是革命家，也是游击队员们的同志。但在那之前，他是儿子、是兄弟：是一个男人、爱人：他还是母亲的丈夫，是我的父亲，是一些人的朋友或邻居。不是只有佛才有千面千相，人也有成百上千张面孔。而父亲的面孔，我又认识多少？比起我这一生所面对的那几张面孔，我在葬礼上似乎认识了更多。想到这里，那个在夜里缠着母亲要恩爱的父亲也不再好笑了，因为那就是作为一个男人的父亲，正如所有人的父亲一样。只是我不曾了解过罢了。

深切怀念……这个词对我来说好像有点夸张了。真正在每一个日夜深切怀念过去那些日子的，应该是被关在监狱里的父亲吧。直到在父亲的葬礼上，我才突然意识到了这一不争的事实。我这个女儿果然太不称职了“爸爸。”我冲着父亲的遗照唤出了声。他当然已经听不见了，就像唯物论说的那样，他已经消失了，不会留下一丝灵魂，而那张照片也不过是光影的把戏罢了。我不会听到任何回答，也不会感受到任何波澜。不过说来也奇怪，遗照中的父亲，这个连着看了两天、刚才还看了几眼的父亲，好像突然变得亲近了起来，就像我所怀念的那些过去的岁月一样。似乎只有透过死亡，父亲才去了游击队员的身份，真正成为我的父亲，那个与小时候的我亲密无间的父亲。原来死亡并不意味着结束啊生命会借助死亡，在人们的记忆中复活。或许正因为这样，人们才能够去和解和原谅。 夜越来越深，我却越来越清醒。我的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坚定而宁静。因为毕竟我是父亲这个冷峻的理性主义者的女儿。因为父亲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天要降临了。

而住在那火柴盒里面，就跟火柴头上的红磷一样大小的母亲，此刻说不定正在深刻反省自己为什么没能摆脱典型的小市民思想。真是又可笑又可怜。 女人站起身，像在无风的日子里掉落的一片樱花瓣，轻轻地飘到我身旁，静静地抚了一下我的头，然后说：“跟你父亲长得一模一样…” 所以，虽然游击队员的身份禁锢了父亲一辈子，但他真正作为游击队员活动的时间，不过短短四年罢了。短短的四年，却让父亲一辈子寸步难行。这与其说是因为父亲的信仰过于坚定，不如说是因为韩国视社会主义为禁忌，一旦成了社会主义者，就再也没有容身之处了。对于一个什么也做不了的人来说，时间是静止的。因此，父亲好像成了一具标本，被钉在了那四年的时光里。 江水卷着黄泥 汹涌翻腾，好像要把堤坝都吞没了一样。如往常一样，我骑在父亲的肩头，看着湍急的洪水席卷着五花八门的东西奔涌而下，各种家具、猪，还有牛…人们颤颤巍巍地站在堤坝边，用长长的竹竿去够。有一只猪勉勉强强挂在了竹竿上，人们发出一阵感叹：它也想活下来啊。但最后那只猪还是没能战胜湍急的水流被卷走了。

直到我自己年过四十之后才明白，原来痛苦的记忆也可以说得很兴奋。因为痛苦也好，伤心也好，都已经过去了，一去不复返了。承受住电刑逼供的那一天，或许也成了父亲灿烂青春年华中的一个瞬间。

不过，在母亲的认知里，社会主义就跟初恋差不多。换句话说，她向往的不过是建成一个女人也可以读书、穷人也能受到尊重的新世界罢了。这点要求，即使是崇尚新自由主义的韩国也能满足。所以，社会主义对于母亲来说，可能就跟初恋一样，是一段逝去的过往，因为逝去了才更令人怀念。

有耐性的人成不了革命家。 面对痛苦、悲伤或愤怒的时候，有耐性的人只会忍耐，不会去抗争。只有忍不了的人才会揭竿而起。于是有的人成了斗士，有的人成了革命家。父亲就是一个忍不了的人。他忍不了祖国解放之后亲日派的得势，忍不了与不爱的女人结婚这种封建残留，也忍不了有权有势者的嚣张跋扈。当然，父亲忍不了的，还有两小时的劳动。然而，冻得生不如死的痛苦、饿得生不如死的痛苦、眼睁睁看着出生入死的战友在自己身旁死去的痛苦，父亲又是怎么忍受过来的？大概是因为信念，又或许是因为“大不了就是一死”的终极绝望吧。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衷。父亲有父亲的苦衷，我有我的苦衷，小叔有小叔的苦衷。有些苦衷只有自己知道，有些苦衷连自己都不知道。

父亲年轻时目睹过不计其数的死亡。结束补给争夺战后回到根据地，看到战友们身首异处，横尸遍地——说这些的时候，他的眼睛似乎望着过去那个场景，语气波澜不惊。米兰·昆德拉说，追求不朽是艺术的宿命。但在我父亲看来，淡然接受消亡就是人类的宿命，而人类唯一能够用来对抗消亡的武器不是个人的不朽，而是历史的进步。

最后一段路，父亲津津有味地吃着生前最爱的食物，他享受的样子如幻影一样浮现在我脑海中。但我很快摇了摇头。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没有一刻不是唯物主义者。从尘土里诞生的生命最后回归大地，化成滋养大地的撮养分一这是唯物主义的父亲坚信的正道哲学，一种悲凉的哲学。说不定人们就是因为无法忍受这种悲凉，才会相信灵魂的存在，又虚构了一个死后的世界。

看着母亲的前任小叔子一家朝父亲的遗照行礼，我心里涌上一股莫名的凄楚。对于他们来说，我父亲不仅是夺走本该和他们生活一辈子的长嫂的人，也是哥哥的朋友和同僚。稍有差池，两人的命运说不定就会彼此交换。或许这不过是韩国悲惨的现代史投射在我们生活中的一个随处可见的悲剧缩影罢了。父亲算不上伟大，也不出奇。他只是刚好身处在一个稀松平常的、被现代史的悲剧所扭曲的、将所有人的命运纠缠起来的旋涡中心罢了。

上午十点，人殓仪式开始了。除了亲戚们，还有朴教官、朴东植大哥、黄老板、金尚旭等等和父亲比较亲近的人，他们一层层地排列在两扇宽敞的玻璃窗前。另一边，睡在金属床上的父亲跟临终时并没有什么分别。父亲在山上见过无数尸体，看过战友内脏外露地死在自己身边，也看过乌鸦啄食被砍头的战友的身体。或许正是因为父亲这一生的悲惨和不幸像一座巨大的山脉横亘在我面前庇护着我，我从未见过什么残酷的景象。没有目睹过人员伤亡的交通事故，没有骨折过，甚至连崴脚的经历都没有，尸体更是从来都没有见过。 当我在高速公路上踩着油门，以一百八十公里的时速抵达医院的时候，父亲已经像一具尸体一样苍白了。他在几个小时前就失去了意识，面部的肌肉已经完全松弛了下来，一副安详的模样。这么说起来，活着的人脸上总是有一些肌肉紧绷着，好像所有的人生之苦都会通过肌肉的紧张展现出来。都说死亡是从痛苦中解放。既然父亲的人生要比普通人来得更痛苦，那这种解放的喜悦或许也会来得更痛快吧？望着已经永远闭上眼睛的父亲，我不禁产生了这样的想法。

我没有想过我是什么样的女儿，该成为什么样的女儿。我只觉得，我是谁的女儿很重要。为了从游击队员的女儿这个身份的泥潭中挣脱出来，我花了一辈子的时间，直到现在还在奋力挣扎。要成为游击队员的女儿有个前提，就是父母的身份得是游击队员。而正如孩子会对父母有所期待一样，父母身为游击队员，肯定对自己的孩子也有所期待。但我好像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一点。如果允许我辩解的话，我想是因为游击队员的女儿这个身份是一个枷锁，对我来说太沉重了。但是本该听到这个辩解的父亲已经走了，连辩解的机会都没有留给我。这个事实太过残酷，让我第一次哭出了声。不过不是为了父亲，而是为了我自己。因为就算到了此刻，父亲走上最后一段路了，我还是只能做到这份儿上。而毫无血缘关系，却比亲生孩子更像亲生的鹤寿，此刻正用跟我父亲一模一样漫不经心又冷峻的眼神看着我。

母亲跟父亲一起生活了快五十年，好像也终于明白了父亲的苦衷、男人的苦衷。我也是一样。父亲是革命家，也是游击队员们的同志。但在那之前，他是儿子、是兄弟；是一个男人、爱人；他还是母亲的丈夫，是我的父亲是一些人的朋友或邻居。不是只有佛才有千面千相，人也有成百上千张面孔。而父亲的面孔，我又认识多少？比起我这一生所面对的那几张面孔，我在葬礼上似乎认识了更多。想到这里，那个在夜里缠着母亲要恩爱的父亲也不再好笑了，因为那就是作为一个男人的父亲，正如所有人的父亲一样。只是我不曾了解过罢了。

菝葜果和野菊花又不能吃，父亲把它们摘回来的时候在想什么呢？在这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看着这些花花草草的时候，他石头一般坚硬的内心深处，是不是也会有一个角落在慢慢熔化，流淌出些许青涩恋爱般的柔情？

说不定真正让父亲一头撞上电线杆的，正是在他渐渐死去的脑细胞中坚强残存下的最后一丝理智。我相信这样的解释，是因为这才是我所认识的父亲。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没有一刻不是唯物主义者。从尘士里诞生的生命最后回归大地，化成滋养大地的一撮养分——这是唯物主义的父亲坚信的正道哲学，一种悲凉的哲学。说不定人们就是因为无法忍妥这种悲凉，才会相信灵魂的存在，又虚构了一个死后的世界。

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通常会找自己最信任的或者最好说话的人。无论是哪一种，结局都一样：这些在困难时获得别人帮助的人，能一辈子把那份恩惠记在心里的，十个里都没有一个。受恩惠的人比施恩惠的人更加健忘。出手相助倒不是图什么回报，但好意被人遗忘，还是会受伤，至少大部分的人都如此。